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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林浅当然记得。那时“星光公益”刚遭遇第一次重大危机，有合作方数据造假被曝光。她在董事会上坚持立即终止合作，苏璃则认为应该给缓冲期避免连锁反应。两人争执不下，最后不欢而散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苏璃就是坐在这张长椅上给她发了条短信：“对不起，但我还是坚持我的判断。不过无论你怎么决定，我都会支持。”

    后来她们找到了第三条路——成立独立调查组，公开审计流程，在维护公信力的同时平稳过渡。那是她们学会妥协的开始，也是团队真正成熟的标志。

    “年轻时总觉得非黑即白。”林浅感慨，“现在才明白，世间大多数事都是灰色的，需要耐心去分辨深浅。”

    陈默点头：“而且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，是如何一起把事情做对。”

    他们走到旧图书馆前。建筑已经翻新过，但保留了原来的哥特式外观。林浅仰头看着那扇她曾经无数次仰望的窗户——当年那个贫民窟女孩，就是在这里啃着干面包，演算着改变命运的公式。

    “要进去看看吗？”苏璃问。

    图书馆内部已经完全现代化，只有古籍区还保留着原来的橡木书架和长桌。管理员是一位年轻的女孩，听说他们是校友，热情地介绍着馆藏数字化工程。

    “这里还有一本特别的捐赠。”女孩带他们到一个玻璃展柜前，“是二十年前一位匿名校友捐赠的《超自然数学史》珍本，据说里面有手写的注释。”

    林浅俯身看去，正是当年她在旧书店翻到的那一版。书页摊开在记载“数字自动重组现象”的那一页，空白处有一行熟悉的字迹：“给相信奇迹的人——苏璃，2003年春。”

    她转头看苏璃，对方只是眨了眨眼。

    ## 咖啡厅深谈

    从图书馆出来，他们在校园咖啡厅找了靠窗的位置。下午的阳光斜照进来，在木桌上投下温暖的光斑。

    “说说吧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”陈默搅拌着咖啡，问得直接。

    这也是他们近年养成的习惯——定期梳理个人和团队的未来。年轻时谈梦想，中年时谈责任，也谈传承。

    林浅打开手机，调出一份计划书：“我想启动‘星光学者’计划，资助公益领域的青年研究者。不是简单地给钱，而是配导师、建网络、提供实践平台。”

    她滑动屏幕，展示调研数据：“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更有想法，但也更迷茫。他们需要的不只是资金支持，更是方向指引和系统训练。”

    苏璃仔细看着计划书，提出几个关键问题：资金规模、导师遴选机制、成果评估标准。二十年的合作让她们的思维早已同频，能在短时间内切入核心。

    “我这边在筹备公益创投基金。”苏璃说，“筛选有潜力的社会企业，提供种子资金和商业模式辅导。公益不能永远靠捐赠，要有自我造血的能力。”

    她谈到最近接触的几个项目：用人工智能辅助残疾人就业的科技公司，开发低成本净水设备的社会企业，搭建乡村数字教育平台的教育科技团队。

    “这些都是很好的方向。”陈默沉吟，“但要注意风险把控。社会企业容易在商业性和公益性之间失衡，需要有清晰的边界和评估机制。”

    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对话方式——依然有激情，但多了审慎；依然有理想，但多了方法。年轻时她们相信爱能改变世界，现在她们明白，爱需要智慧才能持久。

    话题不知不觉转到家庭。苏璃的女儿今年申请大学，想学社会学；陈默的儿子对编程着迷，已经能自己写简单的应用；而林浅的养父三年前去世了，老人家走得很安详，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浅浅，你让我骄傲。”

    “有时候我会想，我们是不是错过了太多。”苏璃忽然说，目光望向窗外嬉笑走过的年轻学生，“那些年忙着跑项目、赶飞机、开会，孩子的家长会我缺席了一半。”

    林浅理解这种感受。她记得有一次在非洲考察，女儿发烧住院，她却隔着六个小时的时差只能在电话里干着急。那种撕裂感，至今难忘。

    “但没有那些付出，也不会有现在的我们。”陈默平静地说，“孩子看到的不仅是缺席的母亲，更是身体力行的榜样。”

    这话说得实在。苏璃的女儿曾在作文里写：“我的妈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妈妈，但她让我知道女性可以多么强大。”陈默的儿子则把“星光公益”的透明捐赠系统作为编程课的期末项目，得了最高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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